因此，结合上述关于人本价值与制度建设关系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未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人本价值期待，根本说来有如下三个要点：（一）人本价值取向的财税体制改革终极目的，或者理想目标应该是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的利益总量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应该成为未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或理想目标，也应该成为判定一切财税治理体制改革成败得失的终极标准。
中央重视平安中国建设，提出"按照科技引领、信息支撑的思路，着力实现平安建设信息资源的共享共用"，加快推动安防信息化。"转型"是迫在眉睫之路，具体要从三大方面深化转型：第一，产业转化。
第三，信托违约可能是地方债务风险爆发的具体形式。这次全会首次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其核心一方面是"赋权"。受以上因素影响，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会保持一定的上涨，但受到流动性持续偏紧的影响，也不像人们所担忧的那样涨幅较高。三是"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际是有效发挥外部资本的杠杆作用，释放内外资本活力。（四）加快人口政策调整和城乡管理体制改革，释放劳动力活力 人口政策方面，本次全会宣布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稳定劳动力供给。
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国内利率水平等于国际利率水平与本币升值预期之差。其次，利率抬升和房地产风险引发地方债务风险。从实体经济交易的流动性需求看，目前银行体系1.5万多亿元的超额储备仍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应该完全可以满足实体经济交易与支付的需要。
今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信号更加明显，金融市场对美联储退出Q E存在强烈预期。针对年末货币市场新变化，央行通过微博宣告，已连续三天通过SLO累计向市场注入超过3000亿元流动性，并提示主要商业银行合理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流动性管理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在中央银行向部分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后，6月份货币市场利率明显回落。从人民币存款增长趋势看，2013年1至11月，全国人民币存款增加11.41万亿元，同比多增2.18万亿元，总体仍延续稳步扩张态势
依靠这个制度，地方政府能够在吸引资本和劳动力流入的同时，把非本地甚至非城市户籍人口排除于本地的社会福利网之外。然而，财政大包干的逻辑是不可持续的。
建国后的前30年中央计划经济，地方政府在行政和财政事务上，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性。自建国至今，中共在各级党政领导由上级、最终为中央任命产生这一点上，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动摇。 改革开放后财政大包干：中央地方均寻求机会主义 所以，改革伊始，中共中央一方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按财政支出口径计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分权的国家，没有之一。
中央政府的政策要求和转移支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平等状况，但离社会公正和效率的起码要求还差得很远。从理论上看，中央统筹社会保障，使保险基金库在一国范围内最大化，风险分散最大化，并有助于社会公平。 中国行政集权与财政地方分权古而有之 中国为什么能在地方分权特别是财政支出（事权）分配上成为世界的例外? 原因之一是中国历来如此。中国之所以能够以地方分权的方式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根本原因在于户籍制度。
这一财政支出中央集权模式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依然清晰可见（图1）。2013年的中国以官方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梦而始，以半个中国陷入雾霾的苦境而终。
与此同时，在财政分权的条件下，该地的福利开支只能来自本地的财政收入，为此它的财政征收水平不得不超过其他地方，而这必然使资本和劳动力以脚投票，远离而去。财政分权则主要是中央财政所做的几乎完全限于国防外交并维持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如海关和国税）运转，而国内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几乎完全由地方财政承担。
放眼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达到这般财政支出分权的水平。改革把最大税种增值税定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由新成立的国税系统来征收，并按央75%地25%外加税收返还的既定规则统一划给地方政府。在朝代强盛之际，通常由地方政府在朝廷的统一调配递解下，供养所辖地区的军队。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国家财政资金大量用于经济建设，特别是基本建设（通常占财政总支出的40%），国家经济建设主要由财政融资，而财政建设资金绝大部分由中央政府及其部委执行。这一发展，客观上起到了藏富于民、国退民进的作用，曾为邓小平所赞叹的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就是在这样一种地方分权的财政制度下形成的。于是，在资本和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服务的地方分权化必然导致各地政府的"逐底竞争"，尽量降低税收水平，尽量少提供社会保障。
分税制改革让中央和地方在扩大财政收入问题上一致 1994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分权关系的逻辑。这一点就是官僚政治集权。
皇权虽然不再，但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为政治集权，不但提供了更强的意识形态辩护，而且形成了更具操作性的手段。这是因为，如果某地提供比其他地方更好的社会福利项目，必然使它成为福利磁石，吸引大量人群来该地享受福利。
上述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最小化、化预算内收入为预算外收入的手法，虽然没有违背财政包干契约，但毕竟是钻空子的机会主义做法。美国学者兰德里在他的《中国的分权型威权体制》（2008）一书中，把中国的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与世界其他50余国做了比较。
首先，中央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的事权，尤其是与社会保障相关的事权。事实上，少数地方政府如北京市为了留住收入竟然在1990年前后向中央政府隐瞒了几十亿元的财政收入。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各地政府特别是那些经济增长迅速的地方政府，很快就学会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与中央政府博弈的方法：一方面，它们只完成为财政合约要求的最低限度的财政收入，以求得将上解中央收入最小化。各地政府不但努力协作在本地的国税部门征收国税，以期增加自己的分成收入。
这样做的结果是，财政收支规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逐步下降，即便是把预算外收支规模加进来，国家财政规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显著下降（图1）。2007年，厦门市民的政治参与，加之当地和福建省党政领导的开明，使PX项目不在厦门实施，才有今天厦门乃至整个福建良好的环境和清新的空气。
基本养老保险由于只涉及到资金的收取和支付，由中央政府来操作即全国统筹，从技术上来讲完全可行。按企业所有归属分配财源的财税包干体制，促使地方政府非常看重企业的地方所有性质。
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扩大财政收入的问题上利益完全一致。另一方面则在坚守甚至强化官僚任命政治体制的同时，进行了大胆的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
另一方面，它们想方设法变预算内收入为预算外收入，因为后者无需与中央分成。因此，国家财政支出的半数以上由中央政府完成。这一点和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GDP主义在邓小平南巡后被强化至极的形势相配合，驱动中国财政规模不断扩张（图1）。结果，除了行政和事业部门外，单位不再成为中国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的提供者。
任何明白人都知道，中国的雾霾大爆发是过去三十年，特别是近十年经济发展模式累积的结果，而中国式地方分权恰恰在这个发展模式中居于核心地位，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在行政和财政分权上，改革前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社会保障物品和服务分配的不平等又给予地方政府以强烈的诱因去维持并保护早已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而财政窘迫的中央政府，在1990年前后，不得不重演百年前晚清政府派员向富裕的广东省借款的苦戏。
例如，在过去的十年里进行的几轮房地产调控，都是中央给大政方针，地方政府制定用于本地的具体规则。这一点，清晰地表现在财政数据上（图1，略）。
